前段时间，西湖大学的一张学费表在家长群里传开了。
中国学生学费6000元/年，与国内公立大学的标注持平，然而国际学生的学费却高达35万元/年。同一个校园、同一个课堂、同一批老师，近60倍差价，立刻引起了讨论。
有人说过去总是外国学生学费便宜、住得更好、补贴更多，这次终于反过来了；也有人说，这是招生噱头。
但如果我们跳出“60倍差价”这个数字本身，去看看一些更实际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定价？这折射出中国教育的什么变化？
更特别的是：今天的中国家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我们会发现，一张学费单撕开的，远不止一个热搜那么简单。
如此定价，为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西湖大学2026年的新定价。
西湖大2022年开始招第一批本科生。从那时起，学费标准就是国内学生6000元/学年、国际学生35万/学年。
那其他大学的学费都怎么收？先看看几个典型代表。
公办大学本科生，一般学费为4000-6000元/学年，医学、艺术等专业更高一些。国际学生的学费更高，且不同学校价格差异很大，有的定价2-3万元/学年，也有的达到了10万元/学年。但都没有达到西湖大学这么大的差异。
而中外合办大学，一般国内生和国际生同价，或者国际生略高。比如港中深2027年入学的本科学费为16.2万元/学年；上纽大国际生采取“按学分收学费”，算下来和国内生相当，甚至还高一些。
图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这么一看，西湖大学确实是“独一份”了。但扒一扒西湖大学的运营模式，倒也不难理解。
01
学生培养成本
西湖大学的本科生培养可以说是“豪华配置”。每位本科生都配备一名学术导师，由博士生导师担任。此后，本科生会拥有一个导师实验室的“工位”，可以和博士生、博士后一起开组会。甚至一门10人的小班课，会配3位教授。
作为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的办学经费核心来自社会捐赠和政府扶持。据西湖大学基金会透露，每个本科生的年培养成本约30万。国内生6000元/学年，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性收费”。
这其中的差价，由基金会和科研项目经费兜底。不过大家也看出来了，国际学生每年35万的学费，恰好和培养一个本科生的真实成本相当。
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部分学校有滞后性。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曾指出，在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方面，观念转变和政策改变得非常慢。
直到2018年，才有文件指出 “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由学校自主确定。”2020年，另一份文件提出“高等学校接收的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由学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培养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避免引发恶性竞争。”
这是西湖大学留学生学费定价的政策依据。
但另一个现实是，两份文件颁布后经历了疫情，因而很少有大学依据新政策文件进行留学生学费定价。不过疫情之后，如果大学仍然按照更早的文件指导价定学费，则显示出了政策执行的滞后性。
02
学生被认可的教育不需要低价
而在定价合理性背后，还有一个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不需要在“买”学生撑场面了。
曾经，中国大学国际知名度不够，很多大学靠“低价换规模”，学费低、补贴高。但二十多年过去，教育质量上来了，定价还贴着地板，传递的是什么信号？
卢晓东研究员有一个很巧妙的比喻：
一流大学需要优秀师资，大学需要为优秀师资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因而学费不会太低。假设有个黄金推销员说，他的金子是十足真金，但只要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那么，你敢信吗？
放眼全球，国际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不少国家举足轻重的产业：
美国一年从国际学生身上收入超过550亿美元，英国超过410亿英镑，澳大利亚将近550亿澳元；
对不少顶尖大学来说，国际生支付的高昂学费，亦是重要的经费来源，藤校的学费已经接近9万美元/学年。
西湖大学的35万学费也传递了一个信号：对自己的教育质量有足够的自信，即使是在全球市场上，也不需要靠低价来吸引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在西湖大学着眼的生物领域，不少海外教授、学者，都已经知道了西湖大学。
而西湖大学作为国内大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花钱请人来”到“凭实力吸引人来”，也揭露了一个趋势：中国大学正在从教育进口走向教育出口。而西湖大学的这张学费，就是一份面向全球的报价单。
“比肩加州理工”、“对标斯坦福”，
新一代大学有什么新“玩”法
既然西湖大学有自信定价35万元的学费，那么什么样的教育值这个价？
按照全球大学的发展来看，西湖大学俨然属于“第四代大学”。
“第四代大学”这个说法，最早由波兰学者克里斯托夫·帕沃夫斯基（Krzysztof Pawłowski）提出。他的定义，说简单点，就是大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知识生产机构，而是深度嵌入社会、产业和区域发展，反过来也在不断重塑自己。
2026年，中国至少有10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筹建或运行中，它们都算“第四代大学”的代表。除了西湖大学，还有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康复大学、空天信息大学、钱塘大学。
有些学校也喊出了“比肩加州理工”、“对标斯坦福”这样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培养模式上，这些大学真的都挺有想法。
01
高水平师资，下放到本科生
办学规模上，这些学校的共同特征是“小而精”，一届只招一两百人。豪华师资几乎是“标配”，比如福耀科技大学的师生比达到了惊人的1:5到1:6。相较传统高校其人均科研资源（工位、仪器设备、经费）投入在10倍以上。
但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这些大学不乏院士、博导，比如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也会直接带本科生。为什么这么强调高水平导师？
西湖大学副校长邓力曾用哈佛大学的例子做过解释。
哈佛对化学博士教育既没有课程要求，也没有论文数量的指标，但根据学生在研究过程中的表现，比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以及课题的困难程度，也可以决定是否颁发博士学位。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导师水平要很高，他能判断学生是否达到相应水平。
简单点说，高水平导师带给本科生的，远不止知识本身。学生收获的不仅是更扎实的专业基础，更是一种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的启蒙。这种启蒙，往往决定了学生未来能走多远。
这种做法在顶尖大学并不鲜见。既能让学生在感兴趣的领域得到顶尖专家的指导，又能激发他们大胆创新。而西湖大学同样不以博士生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
02
本科就进实验室，
体验失败比发论文更重要
这些学校还都有科研文化。西湖大学本科生大一就有导师实验室的“专属工位”，深圳理工大学更彻底。
每周五早上9点，你走进深理工的教室——空的。学生们去哪了？算力微电子学院的大一新生，正在小心翼翼地焊接自己设计的电路；隔壁合成生物学实验台前，有人正拿着注射器给草莓做转基因；再远一点的机器人实验中心，有同学对着机械臂一遍遍调参数。
这是深理工的“4+1”模式：周一到四上课，周五雷打不动搞科研，除了行业头部企业，还要在七个专业方向科研轮转，全部走一遍再选专业。结果有人大一下学期，就以合作者身份向顶会投稿，还有学生到大二进化到了“4+3”，一天不进实验都不行。
当然，外界也有质疑的声音：让缺乏足够基础的低年级本科生过早投入科研，会不会拔苗助长？
深理工校长樊建平认为，科研本质上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学校选择“把学生早点扔到水里”，不是为了让学生早早发表科研成果，恰恰相反，是让他们体验失败。“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学本科阶段，科研的终极目的是人才培养。”
03
产学研不是“课后作业”，
而是提前设计
传统大学通常是先建院系、招老师、开课程，培养几轮学生之后，才慢慢去找产业应用。第四代大学反了过来，一开始就想好了出路。
西湖大学的成果转化办公室（OTT）与学校几乎一同诞生。参考了谁？正是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2025财年，斯坦福OTL许可总收入超过8800万美元。
西湖大学没有简单照搬，而是走了自己的路。具体做了什么？从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到投资人谈判，从源头帮科学家把成果“包装”成能推向市场的东西。
这套机制跑得很快。学校的第一个自主科技成果产业转化项目，西湖生物医药公司，成立时距大学获批成立仅过去了2年3个月，Pre-A轮融资近1亿元人民币，显示了资本的看好。
此外，学校还建了概念验证中心、科创产融中心、临床研究中心，甚至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联动社会资本给项目“输血”。截至2024年底，西湖大学创新药物概念验证中心持股企业21家，多家企业受到了社会资本的青睐，企业总估值已近100亿元。
深理工的做法更大胆，借鉴了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经验，学校只给教授发9个月工资，剩下3个月让他们到社会上“找钱”，促使他们紧跟科研与产业前沿。校长樊建平说，他相信一所大学越开放、越“无界”，发展的速度就越快。
其他学校也有自己的打法：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目标是“科研服务地方”，积极举办科技成果对接洽谈会，促进项目落地，一项固态电池合作中企业计划5年内投入 3000万元；
空天信息大学则在探索“校聘企用”，学校招人、企业用人，教授既是学者也是产业一线的人。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给学校定过一个目标：“5年内超越清北，15年内比肩加州理工学院。”时间会验证办学成果，但至少目前我们能看到，这些学校在做的事，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大学这个古老的组织，在AI时代应该是什么样。
孩子们需要怎样的大学？
回到前言那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家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近年来，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备受关注、深受喜爱，这也让不少家长和孩子开始把目光投向它们。但坦诚地说，研究型大学并不适合所有孩子。
同样需要被正视的是——大学本身，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就有学者观察到这样的悖论：
很多应用和职业导向的高校都有一种“渴望”，迫切地希望成为研究型高校。然而，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需要大量资源，比如科研设备、实验室、研究经费，以及高水平的研究人员等。
这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而且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资源整合。许多高校其实不足以支持这种大规模转型。
结果往往是两头不占，既没有形成研究型高校那样的科研创新优势，也没有把自身应用或技能的特色真正做强。
但实际上，应用型和技能型大学并不比研究型大学低人一等，这三类大学各有各的使命：
研究型高校，重在创新，做的是“从0到1”的突破；
应用型高校，重在转化，做的是“从1到N”；
技能型高校，重在技术，做的是“从图纸落实到产品”。
比如外滩君之前写过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在全球消费级3D打印领域的领军企业拓竹科技，有21位深职大校友任职于关键技术岗位。还有高考600分的学霸，不冲985、211，也要进这所“职校小清华”。
而这件事，和家长、孩子也有关系。当每一类高校都在自己的赛道上跑出特色、跑出水准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孩子拓宽选择的空间。
结语
那作为家长，还能做些什么？外滩君在这里提三个建议，抛砖引玉。
一个是可以关注国家的战略导向。教育的调整，往往是产业需求和国家战略的直接回应。
比如，最近“消失”了14年的稀土工程专业，重新开始招生。稀土涉及智能电子产品、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还官宣了“四川省发现世界第二大轻稀土矿”的消息。
还有，国家“双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还直接催生了“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全新专业。“双碳”领域的现状是，从业者仅约10万人，人才缺口达近百万人，特别是管理、咨询岗位的从业者，多没有专业背景和经验，远跟不上发展需要。
第二，也可以关注一些多元的升学渠道。
现在上学的渠道，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外滩君过去就报道过一些小众的留学渠道，一些欧洲国家的公立大学对中国学生免学费，或提供双语教学项目，性价比很高。
高考路线上，也有综评、中外合办等不同路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信息爆炸和选择 overload 的时代，家长最基本也最难能可贵的事情，就是看到孩子，看到孩子的个性。
社会变化快且复杂，真的很少有“旱涝保收”的专业或道路。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学校呢？可能不是另一个清北，也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所真正承认每个孩子不一样，并且有能力为这份“不一样”提供出路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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